| 行走的魅力与意义
文/韩晗
如果让我谈《大国小城》，其实我更愿意从整本书的成书过程去反思。经历了两年的行走，的确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看到了不少的风物。很多东西，靠在书本上琢磨，在书斋里反思是没有结果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次出走，就是一种“异地反思”的过程。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被录取到西南民族大学读书。期间出了两本书，就我个人看来，均是打着“八十后”的旗号出版，不甚光彩。前辈陈村先生也曾勉力过我不要顶着什么旗号写东西，这样会束缚自己的创作方向。自己想了很久，说得容易，在青年一批作家里面，能找到突破口的，又是何其难？特别是在风格、题材上获得突破，对于一个刚刚走上文坛的年轻人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
对于民族地区古镇首次感兴趣是在2004年5月，新华集团邀请我去桂林参加书市。这是我首次去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旅游。刘三姐的歌声立刻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异域文化的冲击——这是和我从小到大所接触的中原文化所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氛围，有随性而发的歌声，有异彩纷呈的景色。正如克罗齐所说，美往往能激发一种创作冲动。就在从桂林返回成都的飞机上，我灵感来袭，挥笔写下了数千字的散文《斑斓之水》，完稿后遂发表于《安徽文学》杂志上，并承蒙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先生推荐，获得了当年的天府文学奖。
这次创作的成功，一方面给我了一次指引，就是往文化散文上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在青年作家中是一种空白，对于游记散文，在人文学者中又是一次空白。这两个空白就像夹缝一样，让我这颗思维种子迅速的发芽成长。另一方面给我了一个诱导，就是行走的魅力，确实，困顿书斋之后的行走，既是一种思考，也是一种补充，更是迫切需要的学术考察。亚里士多德、帕斯卡耳、普列汉诺夫给我的东西，是有限的，而无限的知识，则需要我到广阔天地中去追寻。就在我栖息在丽江的小旅店时，手头一本书上记载的一段哈耶克的名言让我豁然开朗。哈耶克说，世界上所有人脑海中的理论知识，结合到一起的总量并不等于世界上存在的只是总含量。哈耶克的这句话，让我仿佛遇到了异域知音。
所以我选择了另一种学习的方式，当书本的理论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只有选择旅行。
云南的旅行之后我又去了江西、海南、江苏、湖南、福建等一系列地区。我考查的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废墟遗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与汉民族文化体系撞击时所产生的“空白区域”。整个考察途中的大致内容在《我的创作与文化观》中都有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这里利用这本书，我只想谈谈旅行的魅力和意义。
我认为，一个从事思考的人，或是以思考为业的人。他的本身价值不在于思考，而在于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文本、口头的叙述，又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行为。孔子如果单纯只是“述而不作”，而没有进行周游六国的游说，他也不可能单独成立一个学派。而“行走”在古罗马的圣人身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行走，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播种，我去一个地方，都要争取做到“两到”：首先，买到当地特有的著作——无论是地方志还是当地少数民族学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有价值，就统统买下；其次，结交到当地的朋友，一方水土一方人，当地的人能够给你带来当地的文化冲击，比起自己的摸索来说，要直观的多。当地人所承担的文化分量与思想深度，远非传媒载体上的力量所能及。
两年的行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人格和气质的一种磨练和升华。就大多数青年来说，困于书斋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生存形式。就我看来，大多数习惯于两点一线的学生，他们的情商是相当低的，包括当时的我，也不例外。正是这困顿于书斋的痛苦，才导致我的远行。就在这两年的行走中，我尽可能地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体系，以及作为民族文化研究者所应该做到的考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