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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考察的过程中，我系统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的框架、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回来之后，系统的将考察的心得与收获做了笔记，并进行深度的思考与分析。遂成数篇学术论文，在《船山学刊》、《四川戏剧》等诸多学术期刊上发表。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残存原始戏剧的美学形态所著的学术报告，更是在芬兰约恩苏大学的刊物上全文发表。所结成的文化生态学学术专著《文化的撒旦和上帝》也即将在年初出版。除了学术研究的主业之外，写散文，也就成了我的副业。
等我的散文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能够有结集出版的机会。作为一名图书市场的评论家，我深知一本图书的出版单单不只是文学性才能决定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纯文学的图书来说，市场的接受性不高，往往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一些纯文学的月刊、出版社更是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更何况我这本民族文化的散文集？
作为全国六大文艺出版社之一的敦煌文艺出版社在年前终于相中了我这本书。可以这样说，我是幸运的。同时，敦煌文艺出版社也巧妙地寻找到了这本书的定位。作为一本少数民族文化的散文，可以这样说，民族文化虽然不像是超女文化、精英文化那样泛滥那样商品化、媒介化。但是其社会的号召力也是一日高过一日，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影视，反映民族文化风情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受欢迎。我这行走之后的散文，也终于有了合适的出路，这对于自己两年的行走，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地交待。
最后，新浪网、搜狐和成都的数家媒体以及评论界在看完我这本书之后，都给了相当令我惭愧的评价。媒体称我的作品为“叫板余秋雨”的“散文力作”。北大的周一星教授更是給我写了数千字的回信。作家邱华栋老师、陈应松老师、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老师更是令我感动地为我撰写评论。这些我都看作是创作路程上的鼓励，而他们才真是中国文坛上的丰碑。 行走一圈，感触颇多。最大的感触就是发现了行走的意义。真正的作家、学者不是书斋里面造就的，更不是考场上锻炼出来的。而是根源于生活，行走于生活。不断利用时间和空间磨练自己，打造自己。这就是行走的魅力所带来的真谛和意义。 | 
